文章来源：ZAKER
王奶奶在华北平原的某个城市里生活了85年。丈夫在她54岁的时候永远离开了她和两个女儿，自此，她过起了长达10年的独居生活。2003年，64岁的她突发脑溢血，昏倒在厕所，之后搬去和大女儿一家同住。彼时正巧碰上大女儿的孩子择校，于是奶奶卖掉老房子，换了一套学区房。不久后大女儿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但大家都觉得是合住加剧了离婚的进程，因为家里人多不方便，老公经常不回家”。
年纪一大，病痛出现的频率就高了许多。74岁时她又因脑溢血突然昏倒，同时因胆囊炎引起其他并发症，心衰而住进了ICU，“当时以为就不行了，没想到恢复了”；除了这一潜伏着的高危风险外，她也会偶尔受到其他疾病的干扰；近几年，当她超过80岁，摔倒和骨折便成了家常便饭，肩膀、胳膊为此都打过夹板。
在每一次受伤后的一段时间里，要么只有单边手能活动，要么胸椎骨折所以无法下床行走，因此王奶奶的吃喝拉撒都是需要被照料的；近年来，即便骨折痊愈，但由于年纪愈大和连续的受伤下，行动愈加迟缓和困难，有时也会出现小便失禁等情况。一方面，和女儿共同居住确实避免了一些独居老人面临的难题，也可以时刻关注到老人的情况，更满足了老人的情感需求。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照料付出的体力与情感劳动、将资源在母亲与核心家庭间进行分配等原因，大女儿常有失去耐心的时候：担心母亲起夜时摔跤，于是晚饭后便不再让她喝水；擦地时既害怕母亲滑倒，又避免踩脏地面，于是禁止母亲走动，即便母亲会因为憋不住尿而尿裤子，女儿也只是给她套上纸尿裤而已；在母亲反复感慨自己“老了没用了、活着给你添麻烦、活着好累、死了算了”时也会从一开始的劝慰到逐渐厌烦，甚至回应“别说这没用的，想死赶紧死吧”。
王奶奶是什么时候“死去”的呢？大概是2022年的夏天，83岁的王奶奶突然开始说胡话，出现幻听，对着空气聊天，用偶尔清醒的时间拿来交代后事。这种情况之前也出现过，但这次尤为严重。于是，即便王奶奶还活着，她的大女儿为了守孝而提前剪了头发，甚至买好了寿衣摆在家里。
或许更早，当她在一次买菜途中因为站不稳而摔折了胳膊，原本可以下楼买菜遛弯的奶奶从此便不被允许单独出门；当她一天天只能躺在床上，因为无事可做只能睡睡醒醒……失去自养能力的老人将首先因为失去生产能力与供给能力而脱离社会结构；紧接着，因为仍保持着对资源的需求，这时他们将作为“子女的负担”被放置于家庭网络的边缘，时刻处于被剥离的风险之中。死亡是被“打造”出来的，她的家人、外部社会，甚至她自己，共同打造了一位老人的“社会性死亡”——社会层面的边缘化和排斥。
1、悲惨的养老现状：失去自养能力老人的社会性死亡
对于家人而言，大女儿今年57岁，小女儿也已经55岁，她们也在矛盾中被拉扯着，她们虽履行着赡养义务，但又“盼着”老人过世。她们称，这样能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过属于自己的生活——大女儿不需要每日照顾，还可以再婚，小女儿也无需因为“像被拴着一样”隔三差五的去探望，可以出门长途旅游而不必担心“突然被坏消息召回”。
在家人的塑造下，老人已经变成了“非正常”的“傻子”，是失去自理能力的、失去社交功能的。2024年的春节，大女儿反复重申，自己的母亲已经“老了傻了”。某天中午，王奶奶想不起刚吃的早餐是什么，面对女儿和外甥女的重复提问，她一边说“我没想”，一边用力地回忆。对于大女儿而言这显得理所当然：“完了，老了傻了就是这样”。很久后奶奶突然出声，说：“饺子，吃的饺子。”同时，大女儿也会致力于向登门的亲戚证明王奶奶已经傻了，举出包括“已经不记得人了”，“不会拉不会尿，坐在马桶上也不知道干什么”等例证，等客人邀请奶奶去串门地时候，即便王奶奶微笑点头同意，但大女儿会帮着回答说：“她现在下不了楼了，现在下楼都是叫120急救搭下去。”
对于照料者而言，需要照料的父母变成了“他者”，原因在于。其一，从所谓“代沟”的角度来说，老人确实是无法嵌入子代的生活的，即使住在一起，母女分开吃饭，作息不同，沟通不畅，彼此只是“搭伙”过日子。其二，代际关系已然变成了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关系，于是这种“搭伙”往往是不平衡的，老人现阶段是无法在物质与身体上回馈的，而她的情感回馈的效用也是微薄的。所有服务老人的相关劳动都是“额外”的“伺候”。因此，照料老人是值得称赞的孝心，是道德基准线上附加的荣誉，但久而久之，这类非基础性事务便成了负担。其三，个体和核心家庭的利益与赡养父辈的成本产生冲突，由于遵循着“恩往下流”的伦理体系以及社会再生产的机制，长辈被排除在家庭再生产的范围外，同时也与个体所追求的轻松、自由和自我的生活状态之间具有张力。
对于社会而言，首先，前进的车轮滚滚向前，在生产者社会，失去生产能力的人被抛下，在消费者社会，失去消费能力的人被抛下。但是这批老人还停留在使用座机，听收音机，翻阅报纸的年代。当她因为反复搬家和不会使用手机而失去了原有的交往圈子和之前朋友的联系方式，王奶奶的社交网络跟着座机一起被替换了。当纸质传媒被先进的信息技术取代，王奶奶随着报纸一起消失在时代的列车末尾。其次，当前理性的社会追求的是经济价值，强调一种总效益最大的功利主义，失去了价值的个体被视为是具有负效益的“负担”。
对于老人自己而言，低质量的、无趣的、无尊严老年生活，使得王奶奶陷入了“等死”的状态。当“老”和“没用了”、“拖累”联系起来，当她被迫贴上“傻子”标签，当她不敢在拖地时随意走动、不敢在晚饭后喝水，她感到活着是很累的。有研究称，中国老人正在不断调整预期，以便子女仍符合“孝子”的标准；以及老年人在学做老人，以更好地满足子女对自己的期待。当她终于问出“我还是死了算了”的那一刻，她希望自己处于怎样的位置和迎接怎样的未来呢？当子女回应“想死赶紧死吧”的那一刻，她遭受的又是什么呢？
无论是独居还是与子女同住，健康状况受限的老人的养老现状都较为惨淡。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低估了养老的内涵，养老并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生活照料那么简单，积极意义上的养老更应满足老人精神上的需求甚至创造价值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我们过度高估了道德伦理和家庭的作用，我们需要斥责极端的不养、不孝现象，避免将老年人污名化、边缘化，但如果寄希望于让子女来承担失能/半失能老人所有的养老职责，结果一是子女无法抵抗住来自小家庭和自我生活的压力，并厌烦长期的照料，二是同样也会给老年人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
除了揭示“失去自养能力老人所遭遇的社会性死亡”这一客观现象，还有许多问题亟待更进一步回答。如何让老人更好地嵌入社会，社会是否过于狭隘、生产技术是否放弃了老龄市场？市场介入、半市场化与机构养老为什么推行受阻？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而言，社区和市场又能提供什么？
2、隐身的小女儿：养老是道德伦理还是利益交换？
小女儿会定期、短期承担母亲的照料工作，比如一周去看望一次，或者提出短暂地帮姐姐照顾母亲。第一，她说自己没有耐心，照顾不了别人。第二，她认为母亲的房子和每月近7000元的退休金都给了大女儿，她无需承担长期的赡养工作。第三，她说，母亲年轻时候忙于自己的生活，上班、读夜校，很少管孩子，自己经常去亲戚家吃饭，没有被给予足够的爱和照顾，所以感情也不深。因此对她而言，无论是出于公平角度还是感情奉献角度，让她尽心尽力地赡养都是不成立的。
我们会发现，“养老”这个词中既包含着“养儿防老”的互动，强调一种公平、互惠，又涉及一种道德的赡养义务，是一种传统的孝道伦理。然而，随着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受到冲击，二者由并列关系转为包含关系，只有满足了利益交换，后者所谓的孝道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