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而是自己的愚昧。

90多年前的1930年，发生过一个著名的学案，叫梁胡之争。

争论的两人都是著名学者——梁漱溟和胡适；争论的主题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

1930年7月，梁漱溟致信胡适，质问胡适：“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

可见90多年前的中国，包括学界，都公认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列强。但胡适却认为不是。

胡适沉痛地回答梁漱溟说：

“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胡适越过有形之敌，看到的是无形之敌，可谓透过现实看到本质。

周作人曾惊叹说：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

俗话说，能够打败你的永远是自己。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它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而是自身的问题。

日本是全世界人均自然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但它通过对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大投入，成为全世界人力资源最充沛的大国，成为亚洲最大的诺贝尔奖大户，自己也站在世界科技产业之巅。

国家最大的敌人是愚昧。而正是因为愚昧，才会认为国家最大的敌人是他国。

于是在手机上常常看到，一些人一讲到这个国家，打！讲那个国家，也是打！在那些人眼里，仿佛不是朋友遍天下，而是仇敌遍地球。仿佛让所有人恨，才是成功。

2012年9月15日，热血爱国青年蔡洋盗取路边摩托车U型锁，打砸日系车辆，猛击车主李建利头部，击穿头骨致其重伤，落下终生重度残疾。

蔡洋没有接受良好教育，也许情有可原。

但当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国防科技大学博士后、抚顺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辽宁省专家委员会委员、“爱国教授”赵盛烨，建议在中国的四川盆地或喜马拉雅山打一个深洞，放入千枚核弹，引爆地球，让人类和地球都走向毁灭时，这种反人类的疯狂让人胆战心惊，后背发凉。

这些人动辄毁天灭地，让人类走向毁灭，视同胞的生命如草芥，多大的愚昧让他无比自信到明明已在反人类，却认为自己热爱国家。

最近越南发展迅猛，有一种舆论是，小心越南成为未来的心头大患。

一百多年前，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担忧，日本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心头大患。

但如果想一想，只要自己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国家自然就会越来越强大，又何必去担心这国是心头大患、那国是心头大患呢？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本可以让敌国德国和日本持续衰落贫穷，但它反其道而行之，丝毫不担心当年的敌国崛起，也不担心原来的日不落帝国国力得以恢复。

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花巨资帮助欧洲经济复兴，同时在亚洲帮助日本重建经济。日本这个战败国竟鬼使神差成为战后的大赢家，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活迅速改善，甚至在很多领域超过美国。

一个国家只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不让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又何惧他国崛起？崛起的他国为什么一定是敌人而不是朋友？

德国两次挑战英国，不惜两次发动世界大战，都以战败告终。前苏联曾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但最终折戟沉沙。

但只要头脑清醒，有着基本的逻辑常识，就会知道，即使强敌环伺，每一个失败国家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他国。如果强敌环伺就是国家失败的理由，那么当代以色列早就从地图上被阿拉伯世界抹去了。

德国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而是法西斯、希特勒。

苏联最大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帝国，而是它自己的愚昧和僵化。

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表面上看它的强大是其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而它最强大的却是自由和创新，不断引发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革命。从计算机到互联网，每一次都引领人类走进新领域。

愚昧者总将自己的失败归因别人。于是用你死我活的对抗思维看待问题，用敌对破坏的招术对待他国。结果导致国家间信任缺失，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被排斥于主流世界之外，严重时还会遭致群殴。

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

当大多数人都习惯从外部去寻找自己国家落后的原因时，最终只能在歧路上越走越远。而从内部的剖析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之时，才有可能拥有文明与繁荣的土壤。

曾经，鲁迅、柏杨等学者对国民性格的洞悉，正是在从内部探究中国问题的本质——责备自己应该往深处责备，才能揭示劣根，剪除劣根。

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滋养“国民性”的树根揪出来，不断追问下去。比如以下种种我们常见，却很少“刨根问底”的问题：

· 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独立”的人，只有“关系”中的人？

· 官员、百姓、商人和读书人，究竟如何参与社会，阶层变动的逻辑又是什么？

· 封建皇权专制如何扭曲整个社会上至统治者、下至“奴隶”的心理？

· 为什么人们对内麻木，对外排外，成了一个未断奶的民族？

· 为什么基层政治总成为“刁民与恶政的双重互动”？

· “单位”为什么不仅是一个工作场所，更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

国民性格问题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制度、意识、习惯长期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文化构造，文化构造通过环境的示范效应和一代代传承，演变成不自觉的心理。这样就形成了“体制化”的愚昧陷阱，常人再也难以逃离。

因此，通过文化构造来分析中国社会，才是理解、厘清以往很多认知误区的关键。解剖国民性，其实也是在解剖整个中国社会。这也是每一个关注中国社会发展、有问题意识的读者，阅读与思考的起点。

有鉴于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一套“解剖中国社会十书”，包括《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等10部作品，为大家提供10种视角，既有宏观解读，又有微观透视，从样本经验出发，寻找社会问题背后的深层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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