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贺氏首先肯定，中国的共和革命与美国、法国共和革命具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必将原先属于君主之统治权全然废绝，举凡一切政治决于民意明矣。”有贺氏也肯认南方革命志士的浴血奋斗，“与法美无异”。然而，从学理上说，“民国革命政府成立之最后手续”与法国与美国有极大的差异。在法国与美国，是人民通过暴力革命从君主手中夺得主权，而在中国，则是君主向人民“让与”主权。

如果从主权论的角度来说，民国政府有权单方面修改《清帝优待条件》，那么冯玉祥1924年率军将溥仪赶出紫禁城，并由执政内阁单方面修改《清帝优待条件》，是否就是在行使这种权力呢？喻大华指出，从法律上说，摄政内阁此举实际上是违宪的，因为此前民国政府一直把该条件视为“缔结条约性质”的法律文件，只有国会有权决定其存废。[30]对喻大华此论，我深以为然。《清史稿》记录了一则康有为在冯玉祥驱赶清廷之后发表的电文，亦持《清帝优待条件》具有条约效力的立场：“优待条件，系大清皇帝与民国临时政府议定，永久有效，由英使保证，并用正式公文通告各国，以昭大信，无异国际条约。今政府擅改条文，强令签认，复敢挟兵搜宫，侵犯皇帝，侮逐后妃，抄没宝器，不顾国信，仓卒要盟，则内而宪法，外而条约，皆可立废，尚能立国乎？皇上天下为公，中外共仰，岂屑与争，实为民国羞也！”[31]中华民国的主权者可以决定《清帝优待条件》的存废，但无论是冯玉祥，还是执政内阁，都不是主权者。中华民国的官员只有履行符合宪法的程序，才能将废止《清帝优待条件》的法律后果归诸于人民这一主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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